滕国平｜六十年，广播始终与我相伴

上世纪50年代的美多牌收音机。 张勇/供图
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有一台美多牌收音机，那时人们都叫它“戏匣子”。小朋友来家里玩，总爱围在一起听广播，看着他们托着腮帮子认真倾听、满脸羡慕的样子，我心里总会生出几分优越感。

这台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，机身笨重粗大，深棕色的木质外壳，正面蒙着灰黑色喇叭布，几缕金色丝线若隐若现，显得高贵又庄重。机身右上角有个火柴盒大小、盾牌形状的玻璃“猫眼”，也就是调谐指示管。扭动调台旋钮，“猫眼”的光影便随之变化：有时细如一条缝，有时像瀑布倾泻而下，有时又像舞台幕布从两侧缓缓向中间合拢。那时的广播里，常能听到京剧样板戏，听得多了，我也能跟着哼唱主要唱段。老式电子管收音机在当时还未普及，拥有的家庭寥寥无几。我听着广播长大，唱着革命歌曲走进校园，广播体操、眼保健操伴我走过多彩的童年。小学班会上，我还登台学唱了《智取威虎山》中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的唱段。广播，让我的少年时光不再孤独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升入初中，半导体收音机开始兴起，体积大幅变小，“猫眼”也随之消失。那时我最爱听小说连播，《沸腾的群山》讲述工业战线的反特故事，《海岛女民兵》描绘海霞保家卫国的经历，《新来的小石柱》记录少年体操健儿夺冠的历程。我们玩康乐棋时，只要棋子高难度进洞，就会学着小石柱的标志性动作喊一句“1080成功了”，足见广播对当时青少年的影响之深。广播，让我的青葱岁月不再迷惘。

1977年高考恢复，因我正在读高三，便全力投入备考。当时电台一天三次播放“陈琳英语”，我一课不落认真收听。虽说那时《桐柏英雄》等小说连播正火，几家电台同步播出，我却无暇顾及，听完英语，接着复习其他科目，整日忙得不可开交。只是早年落下的功课太多，短时间内多科并进，难免顾此失彼，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。虽未踏入大学校园，但那段刻苦备考的日子，令我终生难忘。广播，让我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依旧坚持学习，八个月后考入哈尔滨市商业干部学校。怀揣着梦想，我手提收音机再次走进校园，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始终认真刻苦。课余时间，我坚持听广播，及时了解新闻资讯与政策规划，还一集不落地收听王刚播讲的小说连播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。近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，我毕业回到原单位，担任团支部书记。此后近二十年，广播始终伴我左右，用一个个节目为我开阔视野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广播，让我的职场岁月异彩纷呈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FM调频广播在全国推广，凭借抗干扰、音质佳的优势，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短波广播。当时双卡收录机十分流行，能收听到试播的立体声音乐节目，《曼托瓦尼和他的乐队》是我的最爱，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则将欧洲古典音乐的魅力展现到了极致，偶尔还能收到电视伴音。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聆听体验，反倒像听广播剧一般，闭上眼睛，故事场景便全凭想象铺展。

随着电视机的普及，从城市到农村，《加里森敢死队》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《敌营十八年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剧集播出时，一度万人空巷。电视节目异军突起，广播节目陷入低谷。从改革开放后，电视节目愈发风生水起、百花齐放，收音机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但我对广播始终不离不弃，开车、运动时，身旁总有广播相伴，守着那份初心，也想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精神食粮，留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。

随着新世纪的到来，播客概念传入国内，新潮的广播人做起了播客节目。提前录制的内容，不受时间限制，可随时、反复收听；订阅功能更是便捷，能自动更新，像一本随身携带的音频杂志，更自由、更具个性。播客内容包罗万象，聊天、知识、案件、音乐、访谈、脱口秀应有尽有，广播也从“播什么听什么”，变为“听什么播什么”，成了网友们的网络私人电台。广播，让我的耆艾之年不再平庸。

如今我已退休多年，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温馨场景，已经许久未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每人一部手机，各自选择喜欢的内容。而广播，却在悄然回暖：年轻人用手机下载蜻蜓App收听，我也在女儿的指导下赶了一回时髦。现在我晚上看电视，只看新闻和体育直播，其余时间依旧以广播为伴，《日谈公园》《日谈看世界》《悠乐会客厅》《差点儿》等播客节目，内容丰富、涉猎广泛，早已成为我的日常必听节目。为了增加收听乐趣，女儿还为我买了便携式原子唱机，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，音质清亮悦耳。入睡前，给手机充上电，连上“枕下音碟”，伴着广播的声音入眠，格外安心。

兜兜转转六十年，广播凭借独特的伴随性、便携性、即时性与低成本优势，借着车载端、移动互联网、播客完成了转型，迎来了新的复苏。我坚信，它不会消失，只会以更灵活的方式，在融媒体时代，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下去。